1934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红军学校备课，突然接到军委通知，调我去教导师担任参谋长。到任前，原红军学校校长、现任军委副参谋长同我谈了话。他说：为了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应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中央决定尽快组建一支部队﹣﹣教导师。教导师的任务是保护党中央和，人员要严格挑选，经过训练，成为一支政治上、军事上合格的正规部队。

  新组建的教导师，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驻地选在瑞金城西19公里高围村附近的刘陈村。当时，张经武已到任20多天，他和4个参谋、1个特派员正在那里筹建。

  我身背背包到教导师报到，在师部大院里，见到师长张经武。对于张经武，我比较熟悉。他是湖南鄙县人，曾在红军学校任政治营营长，比我小两岁。我们一见面，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老大哥，可把你给盼来了！接着，向我简要介绍了教导师目前的组建情况。

  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军委参谋长亲自领导教导师的组建工作。他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克服各方面的困难，8月底完成组建，9月初开训。

  已任命的政治委员何长工，当时还在粤赣军区担任司令员，未到职。师部司、政、后机关已初具规模。

  在司令部值班室，我见到了作战科长陈奇涵和侦察科长毕士悌。陈奇涵对我说：咱们司令部的工作从零开始；作战科、侦察科、通讯科、管理科已搭起了架子，并开始运转。毕士悌说：让我负责供给部、卫生处的组建，8月底完成任务。

  听了两位老科长的介绍，我非常满意。我说：你们很辛苦。我这个人经验不多，今后司令部的工作，还要靠你们这些老骨干。

  当时，师政治部主任李熙还未到任，由组织科长刘汉、宣传科长段德彰主持政治部的工作。

  到任后，我和张师长集中力量组建部队。几天之内，地处闽赣地区的瑞金、会昌、兴国、汀州、宁都、于都、石城等十几个县的独立团、补训团和游击队的成员，成群结队前来报到。

  全师编为3个团，每团1700人，加师部各直属队，全师共6000余人。来自土地革命后翻身农民的子弟们，年纪在17岁至22岁之间，青春年少，血气方刚。我看到这样一支崭新的队伍，心中充满喜悦。

  8月底，教导师组建完毕。正式成立那天，刘总长打来电话祝贺，并指示：教导师立即投入政治、军事训练，让广大官兵迅速掌握军事技术。

  赣南的9月，仍是烈日当空，干燥闷热。教导师的指战员们，在骄阳下苦练杀敌本领。操场上，练射击、刺杀、投弹，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展开军训比赛。

  10月上旬的一天，军委总参谋长乘马突然来到我们教导师。听说刘总长来了，我和政治部主任李熙出门迎接。刘总长进入司令部办公室，挥手示意让大家坐下。他说：今天我不是来听汇报的，而是向你们传达命令的。

  不一会儿，作战科长陈奇涵、侦察科长毕士悌、组织科长刘汉、宣传科长段德彰和特派员裴周玉都来了。

  刘总长压抑着内心的忧虑，镇静地说：我现在向大家传达有关红军突围的决定。接着，他一字一句地宣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屋子里很静，在场的人个个侧耳恭听，谁都不敢随意插话，空气好似凝固了一般。

  我们事后才知道，因不满意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于9月底被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撤掉了军委总参谋长的职务，降为红5军团参谋长，但是我们仍就称呼他总参谋长。

  宣布命令之后，刘总长抬头环视一番，看了看大家，他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进行了一年，从军事上说，我军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在苏区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不好再展开大兵团作战，也不可能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了。

  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怎么办？刘总长压低嗓门说：中央决定红军主力9万人，由率领突出苏区，打到蒋管区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刘总长看了看张经武和我，然后又说：你们教导师还有一个繁重而光荣的任务，协助中央机关搬运武器、物资，部队要准备负重行军，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要认真做好。

  为了让在坐的人进一步探索中央决定的精神，刘总长坚定地说：咱们不可以死守苏区，等待灭亡，打出去就是胜利，我相信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取得突围胜利。

  师长张经武站起来表态说：请首长放心，我们全师干部、战士有信心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

  刘总长走后，我们师部领导和科长们留下来，立即商定了贯彻意见，并决定将主要精神传达到全师连以上干部，要求全师官兵在3天之内做好突围准备。

  消息传得很快，战士们听到后议论纷纷，尽管不少人心中有疑虑，但由于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所以虽然时间很紧，任务很重，但大家还是坚决服从命令，毫无怨言。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想了许多许多。想到了毛主席领导我们反围剿，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而这第五次反围剿，怎么就这样困难。现在要仓促突围，要到哪里去？而且我们教导师6000名将士，组建才两个月，许多是17、18岁左右的小青年，他们离开根据地，离开自己的父亲、母亲，要长途行军，还要负重，他们能经受得住吗？

  10月10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是教导师出征的第一天，几千名红军健儿，就要离开这块经过流血斗争换来的自由土地，离开一同英勇奋斗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离开自己的老家了。

  上午，张经武师长从军委总部开会回来，立即把我叫到他住的房间，传达会议精神。张师长面带为难之色说：老孙呀，告诉你一个预料不到的消息！我问：什么消息？他说：上午军委总部开会，其中一个议题是干部马匹的分配，那个洋顾问李德蛮不讲理，当他得知你是从白军起义过来的时候，拿起蓝铅笔，一笔就把你名字下面的马勾掉了。他嘴里还嘟嘟嚷嚷地说，这种人不能有马。当时，我争辩了几句，也没用。看来，你要吃苦了。

  我听了这条预料不到的消息，虽然对洋顾问满肚子气，但当着张师长的面，还是强忍住了。我幽默地说：好嘛，没有了四条腿，我还有两条腿，放心吧，我绝不会掉队。

  我咬紧牙关，下定决心，靠两条腿行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我荣获全国健康老人和全国最佳健康老人的光荣称号。我常风趣地对青少年们说：我真得要感谢那位李德先生，是他逼得我锻炼了两条腿，才活到如今90多岁，不然，我可能早就长眠于地下了。

  教导师的指战员们正忙着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下午4时，军号声声，干部、战士全副武装向瑞金附近的高围村沙丘一带集合。

  战士们把五六百担东西，包括用稻草捆绑的三五个人或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的机器部件，大大小小的铁箱、木箱等，暂时隐蔽在集合场外百米处的丛林里。

  乡亲们看到这些既无汽车运输，又不用骡马驮载的军用物品，为自己的儿子、丈夫、兄弟以及红军战士背着、挑着、抬着这么笨重的东西行军、打仗而惊奇和担忧。有人质问，为什么行军、打仗还搬运这么多东西呢？战士成了驮马还能战斗吗？

  可是红军战士们坚定地回答：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再多再重的东西也能把它运走。

  教导师就要出发了，利用沙丘高地当会场，我整理队形，高喊立正看齐的口令，全场一万几千人马立即站好队，鸦雀无声。李熙主任宣布开会，张经武师长登上土台讲话，他感谢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支持，感谢瑞金地方干部、父老兄弟的热情欢送。高围区苏维埃政府刘主席代表瑞金人民热烈欢送红军，祝红军突围胜利。红军家属代表也致了欢送词，他们热烈欢送红军到前线去，盼望红军多打胜仗。最后，我宣布行军序列：1团在前，2团随后，3团后卫，师直属队随2团行进。

  出发号声响了，锣鼓声、欢呼声、鞭炮声响成一片。乡亲们一窝蜂地冲向部队，热泪盈眶地握着战士们的双手，相互嘱咐告别。有的妇女拿着草鞋、毛巾、袜子、鞋垫等，递给自己的儿子、丈夫、兄弟。

  队伍出发了，乡亲们站在大路两旁，为我们送别。他们都以留恋、期望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好像在说：快去快回呀！一路上要多多保重，我们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那天的军号声特别洪亮有力，它激动着每个红军指战员的心弦，震荡着红都瑞金的大小村庄和山谷。真没想到，这次出征，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序曲。

  歌声伴随着战士们矫健的步伐前进着。路旁的乡亲们不断向我们招手。我不时地回顾红色首都瑞金的一切。这里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熟悉、亲切；这里的山林、田野，都有过我们的足迹；这里的大爷、大娘、兄弟、姐妹，都是我们的亲人。现在我们要离开这红色首都，离开这块红土地，离开这里的亲人了。我们走后，亲人们将会遇到啥状况呢？虽然我并不明白我们要转移到哪里去，但我深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拥抱这块土地，看望这里的亲人的。

  部队已经走出二里路了，送行的乡亲们还是难舍难分，拥挤着、流着眼泪、跟随队伍前进。

  走在队尾的我，掏出手巾，擦掉眼角的泪花，匆匆几步，站在一个高台上，大声说：乡亲们回去吧，不要再送啦！总有一天我们还需要打回来的！我使劲举起双手，向乡亲们告别，心中不断地念叨着：再见了，瑞金！

  我们教导师经过四个晚上的夜行军，进入敌军控制的赣县、信丰、安远边界，这里即是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部队在信丰休息时，教导师政委何长工由粤赣军区赶来上任。何长工比我大两岁，我们在红军学校共过事，今日见面，感到格外亲切。

  当教导师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没听到枪声，没看到敌军，因为兄弟部队已经在这里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

  负重行军，使教导师的战士们十分疲劳。黄昏之后，其他部队都到了宿营地，惟有教导师到不了，夜里12点后才到，然后吃饭睡觉。天亮了，其他部队都出发了，教导师还走不了。

  战士们十多天没有进村宿营睡觉，而是在路边、树林、山梁上躺一下，打个盹。有的只能靠在成捆的机器包上合合眼。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少人学会了边走路边睡觉的本领。也有人走着路睡觉，一失足跌进无底的山沟，长眠在那异乡土地上了。

  行军途中，我要观察部队行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一到宿营地，骑马的师首长和两个科长都累了，他们要休息，而我必须要办三件事。一是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二是绘制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三是写出宿营报告，派专人送达上级司令部。

  为了对部队加强教育，一天晚上，我拟了一个行军命令，油印后下发连队。我一直忙到次日凌晨一点。何长工政委半夜起来解手，扭脸一看，发现我的床铺空着，仔细一瞧，见我还在微弱的灯光下工作，便说：老孙，怎么还不睡？我说：我在刻蜡版。这天夜里，我只睡了两个多小时，队伍就集合出发了。

  一路上，我跑前跑后，最大的困难是几人、十几人抬的那些机器部件，爬山越岭，寸步难行，有时遇一个大坡，几个小时上不去，战士们累得浑身是汗，疲惫不堪。在通过大瘦山时，1团团长文年生亲临现场指挥。因为大雨过后，道路泥泞，坡陡无法通过，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才继续攀登。

  二排长他们用绳子拴在机器部件上，前拉后推，用了一个多小时，才闯过几十米高的峭壁。结果他们掉队了。

  在前方的一个路口，我等候文团长和二排长。我看到有的战士腿摔伤了，累得精疲力竭。二排长小声对我说：抬着这么多笨重的机器干什么，将来仗打赢了，占了大城市，还缺这修枪炮的机器吗？我说：你不要说啦，这些我都知道，可是这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呀！这时，二排长突然冒出来一句：这些笨玩艺，扔掉算啦！

  沉重的负担，直接影响着教导师的行军速度，当然也关系到中央红军纵队西进的战略部署。

  一天晚上宿营后，我们教导师的几位主要领导张师长、何政委、我和李主任在一起研讨近期行军小结，我把听到二排长的反映一一转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经过缜密的讨论，师首长们统一了认识。何长工政委说：由孙毅起草电文，向军委总部发电报，说明抬运机器掉队的人们跟不上主力，请求上级批准，今后再遇危险道路时，把十来个人抬的机器部件，炸毁后丢进山涧里，以保证部队人员免遭伤亡。

  教导师进入广东乌径后，接到刘总长布置的战斗任务，接替红1军团向南雄、水口方面担负的警戒任务，要求在该阵地坚守一天一夜，不准敌人前进一步，以保证中央纵队安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师长、政委和我亲临第1团，和团长文年生一同研究作战方案。下午4时，文团长几次带领部队向尾追之敌反冲锋。黄昏时分，1团战士和敌人在前沿阵地白刃格斗，有力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

  此战毙伤敌300余人，教导师也负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战士30多人。教导师圆满完成阻击任务，受到军委刘总长的表彰。

  教导师进入湘粤交界处的九峰山。这里苍黑如墨，怪石林立，处处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渊。战士们手拉手，互相搀扶着往陡坡上攀登。抬着大机器的战士，半天时间才向上爬几百米。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为了最好能够降低非战斗减员，师长、政委找我紧急商量，决定把两个人和十几个人抬着的机器全部处理掉，扔到大山沟里。

  决定传达后，战士们拍手叫好。当即打开用草包、草绳、麻袋包裹的那些无法砸碎的修枪炮和印票子的机器，顺山势往下推，滚动的机器部件隆隆作响，战士们高兴了。

  上百个大件处理后，使1000多名战士从沉重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剩余的400多担装有各种物资的箱子，仍由教导师战士挑着前进。

  由于几天来劳累过度，加上吃生蕃薯，肚子受凉，我的胃病复发了，拄着一根棍子勉强走路。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头冒虚汗、眼冒金星，一头栽倒在路旁。几个战士急忙把我扶起来，给我灌了几口水，我慢慢醒过来。

  何政委关切地说：老孙，你病成了这个样子，怎么不早说呢？他不容我解释，命令二团团长派出四名身体好的战士找来一付担架，轮流替换抬着我。

  我躺在担架上，两眼紧闭，强忍着病魔的折腾。战士们抬着我走了30里路，病情逐渐好转，当我醒来时，说什么也不坐担架了。

  11月初，教导师通过敌军沿粤汉铁路线所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经湖南的宜章，跨越香花岭，继续向西挺进。根据军委朱德主席的紧急命令，教导师全速前进，于12月1日渡过敌军设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经广西北部资源县，向湘黔边界的通道县方向进发。

  途中，部队要越过2000米高的老山界，这里山高路险，行走困难。上山90里，下山90里，没有宿营地。在险陡的雷公岩，眼看着几匹骡马摔下去不见踪影。不少人在老山界上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身子一歪，倒下去就无声无息。

  两个月的行军和战斗，部队减员严重，有的连队失去了战斗力。当翻过老山界之后，教导师6000人只剩下了一半。

  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贵州东部边城召开了黎平会议。会议肯定了提议放弃北进同红2、红6军团汇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决定重回军委总部，担任总参谋长，撤销红8军团、教导师、保卫团的建制，原中央纵队的一、二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教导师所剩3000人，编入1军团、3军团各一半，战士所挑的400多担坛坛罐罐，全部破坏后，丢弃在偏僻大山沟和河流里，不致落入敌人之手。

  几天后，总参谋长来到教导师，向科长以上干部传达了黎平会议精神，并安排教导师有关撤销方面的若干事项。他说：要做好政治动员工作，保证顺利完成整编任务。关于干部分配，刘总长说军委已确定：张经武调军委分配工作，何长工调任军委纵队第2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孙毅去红军学校干部团任职，李熙去总政组织部报到，裴周玉去国家政治保卫局……

  教导师行至黔东施秉县境时，召开全师团以上干部会议，认真传达了中央黎平会议精神。会上，张师长宣布教导师战士所挑的400担机器部件、物资，全部投入乌江之中，然后部队整编。消息传开，部队上下一片欢腾。

  教导师撤销后，我随军委走了7至10天，才被分到红校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参谋长韩振纪。我任作战科长，下有两三个参谋，其中一个参谋是郭化若。在红校干部团我闹了一次肚子，蕃薯吃多了，第二天走不了。出发前，政委到我房子里问我：孙毅，怎么样，能不能走？我说：能走，给我留个人就行了。于是，他给派了一个人，陪我一起走。别的干部有马，我没有马，肚子疼也得走。

  不久，接到军委通知，调我到国家政治保卫团任参谋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团长姚喆、政委张南生。该团辖两个营，人员精干，装备优良，每人佩带长枪、短枪、大刀三大件。

  行军路上，我背着背包，跟随国家政治保卫团团部走了3天，团领导没人找我谈话，也没有人给我分配任务。

  一天晚上，到了宿营地，我无事到团部溜达，偶然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干部任命。我仔细一瞧，是对我的任命，上写：任命孙毅为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最后一个长字，被人用毛笔圈掉了。我想，这长字一圈掉，不就成参谋了吗？

  在向遵义进军的路上，宿营后，在民舍里团长姚喆对我说：老孙，真对不住你，两三天以来没给你分配工作，我同邓发局长说了，你还是参谋长。我说：我没什么，当不当参谋长我照样干革命！

  【孙毅（1904-2003），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人，曾用名孙俊明，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加入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谍报科科长，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红军学校教员，粤赣军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军委教导师参谋长，红军学校作战科科长，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教育科科长、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红一军团教育科科长、军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冀中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兼晋察冀军区训练部部长和教育训练委员会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代司令员、司令员兼晋察冀军区第七纵队司令员，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军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训练总监部外训部副部长，军委出版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3年7月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上一篇:企业风貌丨江苏嘉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秸秆做“被” 梨树添“劲” 果园增收
下一篇:联想集团早盘涨近4% 大摩给予目标价1380港元